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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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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自成,1966年生云南省宁蒗县。1982年毕业于宁蒗一中,考入云南大学。先后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喜欢白居易,遂自号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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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学术论文)格易论  

2013-12-22 10:25:16|  分类: 物事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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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主题是“格易”,这个看似生僻的词显然需要作一些解释。我预感到这个词将会把本文的讨论引向形而上学的泥塘,因而对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歧义心怀畏惧。二十世纪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具有类似的畏惧,因此他认为语言是充满歧义和模糊性的,以至非人工语言不能对哲学问题进行精确的讨论。

本文不打算象罗素那样要献身于人工语言的创建,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努力能取得成功。因此,本文仍然使用汉语这门语言,并依托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语境来讨论“格易”这个主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读者知道,《易经》的“易”的意思有三点:变易、不易和简易。本文的主题“格易”之“易”与《易经》之“易”大体上是相同的,所以读者暂时以传统文化的语境来理解本文所谈论的“易”就可以了。同样,本文的所谓“格”,亦可以暂且从传统中国哲学的“格物致知”之类的语境中获得理解。

现在再从现代汉语的语境来进一步说明一下本文中的所谓“易”,它的意指包括物理学中的“运动”,包括“生”或“死”这些词汇所表达的那些过程,包括成语“时过境迁”所表达的那种情景变化,包括“这是一张白纸”这个命题向我们表达的由一张纸向我们的视觉给予的那种呈现。此处我们不得不企图以枚举的方法来说明这个“易”,显然是因为到此为止我们尚不能对“易”进行精确的定义。而枚举是被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视为不正确的东西。

同样,我采用我所认为的现代汉语的近意词对“格”的解释是:“格斗”、“克服”、“把握”、“理解”、“摹状”、“陈述”、“说明”、“刻画”、“度量”、“套理论”或“以理论检查”。其实,如果检视“格”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指的变迁(此处省去令人厌烦的冗长考证),你可以发现“格”的意指已经或多或少包含了上述那些现代汉语的近意词的意指。但是,上述近意词共同表达的意指显然大大超出了原有的“格”的意指,而且也更加清晰。因此,到此为止,本文把“格”的意指定义为上述近意词的意指的总合。至于读者将会把这种发展视为“创新”而加以支持,亦或视其为对中国文化的“反动”乃至“复辟”而加以反对,就悉听尊便了。

经过上述不严格但却认真的解释,不难理解作为本文标题的“格易论”一词的近意词就是“知识论”或“认识论”。许多读者以为“知识论”或“认识论”之类的词来自西方哲学,甚至因此进一步认为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过认识论。根据上述论证,现在我们可以修正这种误解了。其实,中国不仅产生过自己的“知识论”或“认识论”,而且其产生的时间还很早,在《易经》产生之时就产生。至于《易经》产生的具体时代,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但反正不太晚。

因此,“格易论”就是想要重新对中国认识论作一翻检视。有三个目的:一是看一看它是否像其否定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甚至子虚乌有;二是看看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不能有所发展以及是否值得为这种发展作出某些努力;三是试图参照西方认识论特别是现代西方认识论“接着讲”这个中国的认识论(如果我的能力和知识面允许的话)。所谓“接着讲”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所倡导的,以他为代表的新理学“接着讲”发端于孔孟,集大成于程朱的理学。他在《新理学》一书开篇就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不大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他所说的“接着讲”大致就是“继承”、“发展”、“创新”及“审视”与“重建”的意思。本文所提出的“格易论”基本上在冯友兰先生的意义上“接着讲”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易”,因此,我愿意仿照冯友兰先生将本文所倡导的理论称作“新易学”。然而,比起冯先生的《心理学》,我们的《新易学》更有颠覆性,也更着眼于重建性。

二、格易论与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

我相信读者现在立刻就要诘问我:既然程朱“接着讲”孔孟而创立了理学,冯友兰又“接着讲”理学而创立了新理学,他们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必然有他们如此这般创立理论的坚实理由。如今你打出“新易学”的大旗,请问其坚实理由何在?

问得好!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先简单审视一下程朱理学。应该说程朱理学涉及的论题还是比较广泛的,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围绕着本文的主题“认识论”而言,最先由朱子提出的“格物致知”的学说无疑属于认识论范畴。尽管朱子对何谓“格物”,何谓“致知”有过不少论述与解释,但从来不曾成为一个清晰的、能够给人以确切指示的学说。这一点可以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窥见一斑。王阳明在十五岁时,企图实践一下朱子的“格物致知”的教导,因而对生长于他家窗外的一笼竹子进行了“格”。结果,一天一夜过去了,他不仅没有“格”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生了一场大病。王阳明因此而对“格物致知”学说产生了怀疑,并在后来的“龙场悟道”之后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学说。但是,王阳明自己的学说同样不清晰,甚至具有“悟”的神秘。

那么新易学在此能取得什么进展呢?上文已经说过,新易学就是“格易学”。新易学把“格”的目标从“物”转移到了“易”。所以,“格”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所谓“易”就是物之易。若无物,易无从谈起。所以,“格易”正是“格物”,是格物的一种具体步骤。因此,新易学也是理学的一种发展,但是确实是与冯友兰先生代表的新理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发展。

读者或许立刻又要诘难:用“格易”取代“格物”也许只是换汤不换药?确实如此,但却因此而具有重大的意义。假使王阳明以“格易”作为指导去格竹子之物,那么他应该以格竹子之易作为代替,他应该去观察竹子的各种生长变化。竹笋在春雨中破土而出,是为“雨后春笋”,经过一夏的雨露阳光,竹笋而节节拔高,长出强劲而中空的竿与柔韧而青绿的叶,是变化为竹子。一大批竹子经过数年的茁壮成长,是变为郁郁葱葱的竹林。如果王阳明如此格竹子,他怎么会一无所得?如果他观察、记录、研究得足够仔细,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植物学家。李时珍就是这样一位植物学家,他的《本草纲目》就是格中药之易的一个例证。其实,即使是现代生物学也是观察研究各种生物现象的科学,而各种生物现象无不体现在各种生命物质的变与化方面。甚至生物学近几年的最新进展,比如“转基因”或“基因突变”等等,无不是某物之易。因为,“转基因”就是基因的转变,“基因突变”就是基因的突然变易。因此,“格易”说已经概括了生物学中的认识论。

同样,“格易”说同样概括了化学中的认识论。上中学的儿子曾经将一个化学实验带回家,先将浸泡紫甘蓝的水分为两份,一份倒入白醋,其颜色从紫色变为红色;而在另一份中倒入食用碱溶液,其颜色即从紫色变成了兰色。这个实验不是正好说明化学是“格易”的一种学问吗?铁矿石在高炉里被炼成铁。石油是被埋藏在地下的动植物的尸体经过长期的变化而形成的,而又在炼油场被炼成汽油或柴油。这一切都是化,因而都是易。因此,化学也就是一门格易学。

至于物理学,其中的运动学部分当然是研究运动的,因而也就是格易学。物理学的力学部分,乍一看来好象跟运动没有关系。但其实力正是运动的根源,研究力正是研究运动的根源而已。因此,力学,包括经典力学、电动力学乃至量子力学依然只是一种格易学而已。

对于数学的情形,也许需要更严格的论证才能证明其也是格易学,现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传闻中国上古发明的结绳记事导致了自然数的产生。为什么要结绳?因为某一个重大的变易(即一次重大事件)产生了,所以结绳以记之!这个过程不正是格易么?由此而产生的自然数不正是格易的工具么?木匠要把原木锯成一定的长度的柱子,他用直尺或卷尺去测量,难道不正是在格从原木到柱子之易?而他的直尺或卷尺上刻有表示长度的数字,这不正好说明数字是格易的工具,因而数学也是格易学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否定数学是格易学的反例,因此我们暂且承认“格易”说也概括了数学中的认识论。

上面我们已经论证了新易学的格易说完全可以导致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可以说这正是新易学取得一定进展的证据。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学术中,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程朱理学)是被断定为与自然科学绝缘的,正是这种绝缘导致了现代科学可以最先在西方产生并发展,而不是最先在中国产生并发展。读者容易发现,新易学的格易论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甚至谈不上什么“创新”,因为《易经》本身就是格易的一个优秀范本。因此,格易论最多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探微,一种发现。但是,这个格易论却完全可以说明当今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因此这当然是对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学术中的某些偏见的有力反驳。另一方面,新易学的这个小小的发现如果今天才得以成真,那么这个发现确实来得太晚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在本文之前就发表了同样的发现,如果有,我要申明我是独立发现,并非抄袭。如果这个发现为明朝人所获得,那么可能大大改写中国思想史,甚至可能导致现代科学技术最先在中国建立并发展。然而,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自负,恰恰是因为我自卑。我是一个现代人,受过关于现代物理学的系统教育,也通过阅读对西方哲学或多或少有过接触。这样,象我这样的现代人,能够挑出古人的一些毛病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三、用“格易”取代“格物”的进一步理由

前面所述王阳明格竹子的例子已经表明,作为一个认识论原则,格易比格物更有章可寻。对为什么会如此?这是需要本节进行深入探究的问题。与其他许多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于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前面所述王阳明格竹子的例子已经表明,如果格竹子之易,就可以对竹子的各种特性进行足够深入的刻画,从而达到格竹子之物的目的。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特例,亦或预示着某条普遍的原理?

我们能尝试给出更多的支持格易能够取代格物的例子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照顾那些习惯站在西方哲学立场上的读者的视角,下面先举两个罗素在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里举过的例子。当然,他在那里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论证他的摹状词理论,而我在这里是为了论证我的格易论。假使读者对“亚里斯多德”完全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他受过基本的语文教育,那么当他读到“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工具论》的作者”(以下把这段叙述成作P),他就能对亚里斯多德产生相当的了解。容易看出,叙述P无非是在陈述关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生平事迹,也就是在格亚里斯多德这个特殊之物的相关之易,而这一次格易的实现恰恰达到了格亚里斯多德这个物的目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为论述他的“摹状词”理论,也列举过如下叙述:“司各脱是《威弗利》的作者”(以下简称叙述Q)。叙述Q与叙述P完全类似,所揭示的也是对司各脱这一物的一次格易,而恰恰实现了格司各脱这一物。

现在再举一个我们中国人本来应该熟悉的人物为例,他就是孔子。由于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卑,现在的中学生已经对孔子不甚了解了。但是,如果他读到如下叙述(以下简称R):“孔子是春秋时代教育家,曾有学生三千多人,曾周游六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其言行在《论语》里有所保留”,那么他同样对孔子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显而易见,叙述R同样是格孔子之易的结果的一个陈述,然而却达到了格孔子这一物的目的。

上述来自哲学史或文学史的例子已经说明,“格易能够达到格物”这一命题能够在较普遍的范围内成立。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这一命题成立的范围还要宽得多。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我们曾指出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乃至数学都与格易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其实就是不同种类的格易学。比如物理学中的电子这一物,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对其“物”本身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说出与电子相关的情形,比如“摩擦生电”那样的现象,亦或两条通电导线之间会具有引力或斥力那样的现象。而所有这些现象无非是一些运动或变易的现象,对他们的说明或陈述无不是对一些过程的陈述,也就是格易。然而,正是这些格易的实现,让我们相信有电子这一物之存在,尽管我们谁也没有摸到过或看到过电子。

总之,只要我们愿意继续举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并企图格之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通过格易达到格物。因此,现在我们承认格易能够达到格物是一条认识论原理,而不是一次偶然。现在我们不妨再尝试使用反证法以否定这条原理,尝试举出这样一个反例,其中我们格了某易,却对相关的某物一无所知,甚至这个某易就根本不与某物相关。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尚不能举出这样的反例,这种努力只好暂时留给读者了。

到此为止,我们得到了一条认识论原理:格易能够达到格物。但是这还不是本文以“格易”取代“格物”的充分理由。这条原理只是说格易是格物的一条有效的路径,但并没有断言这是唯一的路径。在这里,作者本来试图设想另外一条格物路径,但作者承认任何空想或凭空杜撰都不可能达到这样一条路径。作者试图从中国佛教哲学的“悟”或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学说中探寻可能的另一条路径,但结果都是殊途同归于格易这一条相同的路径。

那么,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存不存在可能的另一条路径呢?要检视整个西方哲学思想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可以从我有所了解的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寻找一些论据。现代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围绕着“事实”来谈论对世界的认识论的著作,其中作为前三章的大标题的三个命题如下:

1、          世界是情况所是的那样。

2、          情况所是的那样,即事实,是事物状态的存在。

3、          事实的逻辑图象是思想。

无须具体去阅读这本名著,也可以推知其前三章是上述三个命题的具体说明以及关于它们的普遍性的论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命题确实普遍成立,那么只需要从这三个命题中寻找我们所设想的另外一条路径就行了。然而,检视上述第一个命题,其中的“情况”或“情况所是”是什么?其实,所谓“情况”或“情况所是”就是一种运动变化情况,因而也就是一种易。再检视上述第二个命题,该命题将“情况所是”定义为“事实”,并且用“事物状态的存在”来解释它。但是,“事物状态的存在”其实也只能是一种运动变化状况,因而又归入了易的涵义之下。于是,我们发现维特根斯坦的这本名著其实是建立在格易的基础上。于是,我们不仅没有找到格物的另外的路径,反而重新见识了格易这个原有的路径。上述第三个命题涉及“致知”的问题,此处暂不作讨论。

作为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和朋友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深受这种关于命题与“事实”的逻辑哲学的影响,并把它归纳发展为“逻辑原子主义”。由于逻辑原子主义以“事实”作为立论依据,而所谓“事实”就是一个“运动变易之片断”,因此可以说逻辑原子主义与本文所倡导的格易说是合拍的。比如,他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一文中,曾经举出“走进这个房间的最后那个人”作为限定摹状词的例子。在这个摹状词中,显然通过格“最后走进这个房间”之易,达成了格“那个人”之目的。罗素的哲学除了属于“逻辑原子主义”的东西之外,还具有属于“语言分析哲学”的东西。他的《论亲知的性质》一文应当被视为属于后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在西方哲学中屡屡引起混乱的“我”进行了分析,指出不应将“我”(I)和自我(the ego)混淆。然后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将‘我’描述为模糊的专名,而不是共相,则更加接近正确。但是在使用时,‘我’一点也不含糊,它不指任何其他的人,而是指正在使用它的人(罗素《逻辑与知识》,198页)。”这里并不想评论罗素的分析是否正确,只是想借用一下他的分析。在罗素看来,“我”的意指是由正在使用“我”这一项活动所达成的,也就是说,通过格正在使用“我”这项活动,自然达成了格“我”的目的。

另外一句与“我”有关的哲学论断当属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我承认我没有读过笛卡儿的著作,但我想这样一个论断起码可以部分地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否则,一切哲学论断就都成了无从理解的废话。而如果从字面进行理解的话,笛卡儿是从格“我思”之活动达成格“我在”之目的的,也就是通过格“我思”之易达成了格“我”这一物。

由上述讨论可知,在我们谈及的西方哲学思想里,同样找不到格易之外的格物路径。到此我们暂时认为我们达到了如下认识论原理:格易能够达到格物,且是格物的唯一路径。

此处应该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如此?《易》曰:“天行建。”这个命题揭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天是“行建”的,就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也就是处于易之中。如果“天”是物,那么“行建”就是天之易。进一步言之,不仅“天”这一物有其易,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莫不有其易,王阳明所欲格之竹子有其易,亚里斯多德和司各脱有其易,孔子有其易,“那个人”有其易,“我”亦有易。而万物皆以其易方得以呈现,并能够为人所格。

到此为止,我们暂且认为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易者,物之易也,万物必有其易;格物者,格其易也,非格易不能格其物。

(未完待续,201312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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