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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天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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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成,1966年生云南省宁蒗县。1982年毕业于宁蒗一中,考入云南大学。先后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喜欢白居易,遂自号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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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学术论文)格易论之七、八  

2014-01-20 19:39:42|  分类: 物事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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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请“气”退休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的格易论是试图在中国传统认识论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论体系,因此自然绕不开对程朱理学乃至宋明理学的审视。同样,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作为理学在现代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本文同样不能将其绕开。因此,在上一节,当我们致力于“将天理请下神坛”的工作时,我们就对冯先生的新理学提出了许多质疑。出于同样的理由,当我们在本节审视传统理学的“气”时,我们将继续以审视、批判冯先生的新理学作为出发点,从而达到审视、批判传统理学的目的,非时尚所为,欲以骂名人以求自高也。

同“理”或“天理”一样,“气”也曾经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主角之一。“理”和“气”作为宋明理学的两块重要基石上演了长达千年的“理气先后”之争。直到冯友兰先生,还在其《新理学》的第二章中开辟了一节的篇幅论述他对“理气先后”之争问题的解决。冯先生的解决是这样的:他说“先后”只能在时间中考察,而“理”与“气”均属于“真际”而不属于“实际”,因而不在时间中和空间中,也就是说它们是超时间的和超空间的,因此“理气先后”问题没有意义,也就不必争论。结果,从表面上看,冯先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稍加思索你就会发现,冯先生其实只是逃避了问题。冯先生在其《新理学》中“接着讲”程朱理学,说世间万物均依照“理”并根据“气”而成为其物。既然“理”和“气”是这一理论的两个不同的范畴,那么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功能上的主次问题,即他们之间仍然有谁主导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理气先后”之争的问题不存在,一个更严重的“理气”之争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无可回避。

事实上,冯先生的逃避问题反倒把他的新理学推入了一个更深刻的矛盾。我们知道世间万物莫不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而冯先生把这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万物说成是依照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的“理”且根据同样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的“气”而成。这就必然引发如下问题:作为“超时空的”“理”和“气”是怎样跨越“超时空的”与“时空的”之间的鸿沟而达到“时空的”万物的?冯先生在其《新理学》一书中对此未作出任何解答,也许他当时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理学何以非得有“理”和“气”这两个要素不可?换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理学何以必须是“理”、“气”二元论的哲学?其深刻的理由可以从冯友兰先生对程朱的“接着讲”看出所以然来。冯先生在其《新理学》第四章第五节中引用了程明道的话:“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明道在此说“论性不论气不备”显然指理论上之不完备。至于何以不完备,冯先生接着给出了解释:“此所谓气谓气质或气秉;此所谓性谓人之义理之性,即人之理。必二者兼论,性善之说,始可以无困难。盖若不论气质,人之所以有不善,甚难解释”(《新理学》92页)。由此可见,“气”是程朱理学乃至冯先生的新理学的必要要素,是说明天理之所以为天理且人性之所以有不善的必须的逻辑要素。

然而,即使是程子,他也看到了统一“理”与“气”的必要性,因为他紧接着就补充了一句“二之则不是”。但如何统一“理”与“气”,无非是从时间上阐明“理气先后”或在功能上阐明理气主次。程朱都曾试图统一“理”、“气”,他们有“理在气中”或“理气本无先后,但推上去理却在气先相似”之类的说法。撇开他们的具体论述,仅就他们把“理”拔高为“天理”这一点,就说明他们认为“理”是第一性,气是第二性的。因此,他们的理论大致可以看作“理”一元论,其中“气”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也就是他们的理论被称作“理学”的原因。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中仍然存在如下困难:作为第一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天理居然未能杜绝人性之不善。为此,冯友兰先生“接着”程朱作了如下解释:“无某理即不能有某种实际的物,此可以说是理之尊严。无某理不必即有某实际底事物,此可以说理之无能。程朱说:理是无罔,理是主宰。是从理之真及其尊严说。朱子说:理是虚(《语类》卷七十四)。是从理之不实,理之无能说”(《新理学》第一章第六节)。这说明程朱及冯友兰均未能一贯地坚持“理”一元论。事实上,冯先生是主张理气二元论的,要知道这一点,读者可以参阅其《新理学》第二章第四节中对“所谓气一元论”的批评。

于是“理”与“气”在程朱之后继续开展激烈争战,到罗钦顺和王夫之那里,“气”较“理”站了上风。罗钦顺和王夫之认为“理”乃“气之理”,也就是说,气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位的,而理不过是“气之理”,是第二位的。如此,就几近形成了“气”一元论。而且,他们还把“气”看成是同万物一样客观存在的东西,大致可以理解为形成万物的原始物质。正因为这个特点,一些王夫之研究者称其学说为“唯物主义的”。而这种唯物主义的看法,必然会导致“理”的地位的下降,而无须再称作“天理”。这样的结果与我们在上节提出的“将天理请下神坛”的主张具有共同的倾向。

现在我们已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与“气”进行了充分的审视,是该亮出我们的观点的时候了。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把“天理”请下了神坛,这一节我们将请中国哲学的另外一个主角“气”退休。为陈述我们的理由故,我们将采用以下论证方法作进一步的论证:(一)用新理学论证“气”为必要要素的例子论证“气”实属不必要;(二)指出新理学论证“气”存在的所谓论证其实没有实现;(三)承认传统理学中气作为一个要素的必要性,但在我们以格易论为基础的哲学系统中,理已经被请下神坛,气也不再是我们的系统的根本要素。

我们先从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冯友兰的如下命题说起:“无某理即不能有某种实际的物”(《新理学》第一章第六节)。该命题表明,冯先生是承认与“某种实际的物”相对应的“某理”的存在的。但是,冯先生没有说明这种存在是独立存在还是“依照”更基本的天理而存在。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冯先生认为与“某种实际的物”相对应的“某理”是独立存在的,比如,人之理是独立存在的。作出这种推断的理由是:冯先生在其整部《新理学》中确实没有明确说明他的与“某种实际的物”相对应的“某理”必须依照“天理”,更没有从“天理”出发演绎出那个与“某种实际的物”相对应的“某理”。事实上,命题“无某理即不能有某种实际的物”是《新理学》讨论的出发点,是该书的基石。然而,如果承认人之理的独立存在,没有理由不承认小人之理及君子之理的独立存在。因为小人乃一类人,君子也是一类人。因此,小人和君子也是同“人”一样的类名,不过是小人及君子之类比人之类的外延要小而已。因此,既然承认某个类之理独立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比该类外延要小的另一个小类之理的独立存在。而作为个体的某物不过是某类物的外延最小的子类罢了,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个体之物的理的独立存在呢?而如果承认个体之物之理的独立存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推论。比如,小人张三作为一个个体之人,小人张三必有作为小人张三之独立存在之理。同样,君子李四作为一个个体之人,君子李四也必有作为君子李四之独立存在之理。这样,在根本不求助“气”的条件下,张三自可以为小人,李四自可以为君子,而丝毫没有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个方向进行推论的话,“气”这个哲学范畴是完全多余的。

其次,如果不承认个体之物之理的独立存在,那么要承认此物所属之某个类之理的独立存在也存在着逻辑困难。既然个体之理是依照它所属的某个类之物之理,那么这个类之物之理也必依照另外一个该类所属之更基本的类之理。如此推论上去,必然得出只存在一个独立存在的唯一的“天理”的结论。这个天理必须是唯一的,否则它就不会真正地“基本”,还会导致向更基本的理进行推论的步骤。然而,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冯先生《新理学》的基石就是承认与“某种实际的物”相对应的“某理”的存在,如人之理、方之理、弓之理、飞机之理等等都是独立存在的。如此则如上所述表明我们只好承认作为个体之物的理的独立存在,进而如上所述已经证明“气”之范畴之多余。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冯友兰先生的“气”为何物以及他是如何证明“气”的存在的。冯友兰先生论述气及其存在时以如下命题为出发点:“凡实际底存在底物皆有两所依,即其所依照,及其所依据”。他接着以实例进行说明:“例如一圆底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是圆’,另一方面是其所依据以存在,即其所依据以成为实际的圆者”。冯先生进而把“是圆”解释为圆之理,而所谓圆所依据而成为实际的圆者被冯先生抽象为“绝对底料”,该“绝对底料”犹如亚里斯多德的“买特”(即英文的Matter)者,不过抽去了后者的物质性。冯先生进而达到了他的“气”的概念:“此所谓绝对底料,我们名之曰真元之气,有时亦简称曰气”。他进一步解释这种“气”:“在我们的系统中,气完全是一逻辑的观念,其所指即不是理,亦不是一种实际底事物”。冯先生总结他的这个达到气的思维过程说:“或有谓:一实际底物,即其所有诸性所合成。若抽去其一切性,则即成为无,更无有可以成为绝对底料者。然若无绝对底料,则无以说明何以实际底物之能成为实际”。由此可见,冯先生自己知道以“抽去一切性”的方法而“思”出“气”之逻辑概念的方法是会导致矛盾的,但为了“说明何以实际底物之能成为实际”故,还是强行推行其“气”。这个“气”是“绝对底料”,且只是逻辑的观念,却又能够被实际的物作为“底料”来依据。至于这实际的物有什么超能而能够跨越“逻辑的观念”与实际的自身之间的鸿沟,冯先生完全没有说明。

当然,冯先生还说过如下一段话:“我们所说真元之气,无一切性,这是完全就逻辑方面说。就事实方面说,气至少必有‘存在’之性。若无存在之性,它根本即不存在。气若不存在,则一切实际低物,具无有矣”。表面上看来,这段话雄辩地证明了气的存在。但通过下面的推论,读者可以看出正是这段话将冯先生心爱的气粉碎得无影无踪。试分析冯先生的这段话,他分别从“逻辑方面”和“事实方面”去说这同一个气,此同一个气竟呈现出不同的性。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逻辑方面”的说明和“事实方面”的说明是不必一致的,因此“逻辑方面”的说明的真假不必决定“事实方面”的说明的真假,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从“事实方面”说存在的东西,不必在“逻辑方面”说时也存在。然而,冯先生在上述一段话中正是引用气的在“事实方面”所说的“存在”来证明他所谓的气的存在的,而这种气恰恰是他在“逻辑方面”说无一切性的气。

总之,由于冯先生企图以亚里斯多德的共相之理和“物质”来解释并发展传统力学的“理”和“气”,就导致其新理学的逻辑的气被我们轻易地推翻,如上文所述。至于传统理学的“理”和“气”,如果照着传统的思路,我们承认其“气”是该系统的一个必要的要素。但是,就我们的格易论系统而言,我们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但不仅仅是传统理学的发展。在我们的系统中,气是一个多余的概念。但由于气曾经在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系统不敢把它一笔抹去,而只是请它退休,以便它不干扰我们的认识论系统,同时也能满足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之需。

八、底料与易的关系——述理词

虽然我们已经否定了作为绝对底料的逻辑的“气”的存在,但我们所格之物确应有某种底料。我们的系统同样需要处理冯先生的命题“凡实际底存在底物皆有两所依,即其所依照,及其所依据”所涉及的认识论问题,只是我们的方式截然不同。关于“所依照”者的问题,就是关于“理”的问题,我们在上文已经作出了处理。但关于“所依据”者,即冯先生所谓“气”,上文只是否定了其存在,只做了“破”的工作,本节将做“立”的工作。

冯友兰先生将亚里斯多德的“物质”的物质性抽去,从而他以“思”的步骤进入他的气。我们的步骤与冯先生恰恰相反,我们肯定物质的物质性。我们甚至嫌“物质”一词过于抽象,过于空洞。我们愿意用“底料”一词取代“物质”一词。我们的“底料”与冯先生的“相对底料”基本上是同意的(其不同处在下面指出),犹如砖和瓦是房屋的底料(冯先生叫做“相对底料”),泥土是砖和瓦的底料。但我们的认识论步骤无须以“思”的步骤从这些底料进入到那个不存在的绝对底料。我们的认识论步骤如下:

(1)通过格房屋之易格房屋之物;

(2)格房屋之易的具体步骤乃是将复杂的房屋之易分解为简单的过程之易,并进一步格此过程之易;

(3)房屋从平地逐步被建造成房屋之复杂之易包括用砖砌墙及用瓦覆顶的过程之易;在这两个过程中涉及到作为底料的另外两物:砖和瓦;

(4)作为底料的砖和瓦也是某种物,我们若要对其具有充分的认识,亦须通过格其易以达到格其物的目的;

(5)而格砖和瓦之复杂之易的首要步骤又是将这种复杂之易分解为相对简单的过程之易,以备进一步格之。

总之,我们的认识论的基础是格易,而格易的具体步骤又是将复杂之易分解为简单的过程之易,进而格这个过程之易。相比而言,冯先生的步骤是进行抽象的步骤,也许也可以称为是综合的步骤。而我们的步骤是分解的步骤,因而是分析的步骤。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论述证实我们的认识论与科学或技术所遵循的步骤完全相符。如果详细论之,我们可以证明:上述认识论步骤可以作为有志修建筑学的学生的一个大致的指导,它够格作为建筑学的发展史的大致脉络。为了行文的简洁故,我们在此不作过多的展开。为了避免孤证,我们再举一例以说明我们的认识论步骤与科学的挈合程度。比如,我们格飞机之物,当首先格从无到有制造飞机之易,此复杂之易当分解为制造发动机之易、制造机体之易以及制造机翼之易等等过程之易,如此分解研究的过程就形成了飞机制造学。只要我们对复杂之易进行恰当的分解,并对分解后的子过程之易进行格易,进而对格易的结果进行合易的描述而形成理,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到关于某个分支的学问。当然,我们通过这种格易步骤得到的理可以反过来指导我们的格易步骤。然而,冯先生的真元之气说却与科学毫不相干。即使通过思辩得到了作为绝对底料的真元之气,科学至今没有建立起相应于“真元之气”的能够指导制造实际的飞机的“真元之气”学。我们知道冯先生建立“新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然而,如果这种现代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与科学的更严重的背离,那么我觉得这种现代化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毕竟中国哲学不能再忽视科学,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运动本身也是回应现代科学的进步而兴起的。

现在我们还需要对我们所说的“底料”一词再作些说明,以免引入不必要的混乱。我们的底料有如下特点:(一)底料也是某种物(注意:不是具体的某个物);(二)意指底料是个不可数名词;(三)底料在空间上看起来可以无限细分;(四)在空间上被细分为两部分的底料之间具有同一性,或说其性质具有空间上的均质性。以上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对“底料”的定义。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我们的底料与冯友兰先生的“相对底料”亦有所不同。冯先生说砖和瓦是房屋的相对底料,但砖和瓦不满足我们上述定义的第(二)条,因为房屋所需的砖和瓦是可数的,尽管数清他们有些困难,但还是可以做到。同样,砖和瓦也不满足我们上述定义的第(三)、第(四)条,因为可以有碎砖和碎瓦,但半块砖和半块瓦之间不存在性质的均质性。因此,砖和瓦是冯先生的相对底料,却不是我们的底料。但是,冯先生还说泥土是砖和瓦的相对底料。在这种情形,如果组成砖和瓦的泥土是同一种泥土,具有性质上的均质性,那么我们承认泥土是砖和瓦的底料。讨论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的“底料”概念就是如今的作为科学一个分支的材料学的“材料”概念。事实上,我们的认识论系统正是这样来理解底料的。如果上文所述的“底料”与材料学的“材料”还有什么差别,那是由于我们“述理”得不够完善,而非它们之间事实上有什么差别。

上述讨论显然引出了如下问题:就我们的认识论系统而言,何谓房屋的底料?答曰:在房屋这种可以从空间上分解为砖、瓦等其他之物的复杂之物,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某种底料才能得到解释,它的存在只依赖于砖、瓦等其他的具体之物。因此,对于象房屋这种物而言,它无所谓底料。但是,对于构造房屋的砖之物,如果构成它的泥土具有空间上的同一性,我们承认泥土是砖之底料。总之,在我们的系统,底料这个词作为一个词,其所指是满足上述四条定义的某类物,它在语言中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作为一个述理词,只能格在空间上被分解为足够简单的某物,而不能用来格在空间上复合的复杂之物。所谓“述理词”,随后还有更清晰的解释。

现在我们还需要回答如下问题:既然我们的格易论是以格易为基础的,现在又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底料”,那么“底料”与格易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利用如下命题进行回答:“泥土是砖的底料”。这个命题陈述了泥土可以经过某种变易而成为砖之理,这个起到述理作用的命题完全可以换一个说法:“砖可以通过使泥土经历一些变易过程而制造”。后一个命题更准确也更完备地说明了第一个命题的意思,然而后一个命题中却根本没有包括“底料”这个词。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就述理须满足合易的要求而言,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底料”这个词。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底料”的说法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在前文说过,合易是述理的基本要求。此处我们还需指出,述理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简易”,也就是《周易》的注疏家所说的“易”的第三个意思。作为述理原则的“简易”,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之,此处先承认需要有这个原则。如此则可以比较前面两个命题,前者起码在形式上更加简单。因此,前一个命题更能满足述理的简易原则,它同样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因此,我们还须对底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上述第一个命题中的“砖的底料”这个词有点象罗素的限定性摹状词“最后走进房间的那个人”,因而似乎可以把它归入我们在上面论述过的“状物词”之列。但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最后走进房间的那个人”中的人指一个具体的人,因此将该词视为状物词是名副其实的。而单就“砖的底料”一词说,其中的“底料”不过是一个空名,无任何所指。“底料”甚至不是一个类名,因为“砖的底料”与“白纸的底料”根本不必归入一类。只有在“泥土是砖的底料”这个命题中考察,“砖的底料”这个词才有了具体所指,即是砖可由之产生或制造的泥土。因此,我们认为“底料”不是一个状物词,因为它不意指单个具体的某物,而是指某种物,这种物与某具体单个之物具有生成关系。所以,“某物的底料”的说法是指示出某物具有从另外一种生成出来之易,这个词正是指示这种生成之易之源头的一个简易语言符号,它的实际内容其实已经被该生成之易所决定。也就是说,凡生成之易的源头都可以叫作“底料”。但此生成之易的源头如其存在,必为一种物,且我们能够以某个状物次词达到它,比如“泥土”。由此可见,“底料”一词不仅不是状物词,它的引进也不是必须的。但它的引入,如上所述,确实可以使述理变得更加简易。为此,我们将“底料”一类的词称作述理词。到这里,我们引入了“述理词”的概念。除了“底料”之外,读者可以立刻找到其他许多类似的词,如“产品”、“原料”、“材料”、“化学成分”乃至“分子式”等等。

最后我们还需说明一点,即使是我们的“底料”概念,也只是一个近似合易的概念。因为实际的物的“底料”只可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均质性要求,即我们“底料”定义的第(三)、(四)条。比如,单晶硅可以看作是具有均质性的。但是就现有的科技水平而言,单晶硅晶片的直径具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单晶硅了,其均质性已经被破坏。因此,如果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来看,在更多的情况下,“底料”的说法都不适用,其适用面很窄,其普遍性有限。至于冯友兰先生的“绝对底料”,冯先生的本意是扩大其普遍性以适用于所有之物,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大而无用,已经不能适用于任何一物了。

(未完待续 201412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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